走进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的实验室，一排排精密仪器安静运转，墙上的白板写满了实验数据，很多研发人员在埋头做实验。
3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开出全球第一张用于治疗丁型肝炎的抗体类药物处方。这张处方的源头，要追溯到2012年北生所的一项基础研究——李文辉团队在全球首次发现钠离子牛磺胆酸共转运蛋白（NTCP）是乙肝和丁肝病毒感染肝细胞的关键受体。
从“发现一个受体”到“研发一款药”再到“真正用于患者”，这条路走了十几年。“一款药要经历几十步研发流程，只要一步不扎实，后面都有可能失败。”李文辉说。
如今，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正在“转化应用”路上加速迈步。制度赋能、场景牵引、平台托底——北京正用一套覆盖成果挖掘、评价验证、交易撮合、企业孵化、场景应用和产业承接的转化服务生态，推动更多基础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走向应用场景。
制度赋能让科学家敢创业
在生命科学领域，从实验室到产业端，中间横亘着一道业内公认的鸿沟——“死亡谷”：高投入、长周期、强监管，无数创新项目止步于产业化前夜。李文辉团队2012年的发现，被视为全球乙肝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突破。但突破之后的路怎么走？是把专利卖给知名药企，还是自己下场创业？
“关键阶段，北京市医药健康产业投资基金的及时注入，为药物后续临床研发提供了重要支撑。”李文辉回忆。2015年，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支持下，他和隋建华团队合作研发出了立贝韦塔单抗原型分子，并与另外两位北生所科学家联合创办了华辉安健（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让科学家敢创业、能创业、能创业成功，背后是一套不断完善的制度供给。近年来，北京持续出台《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北京市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2025—2027年）》等政策文件，围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资产单列管理、“先使用后付费”等开展先行先试改革。
“以前科研人员担心成果转化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现在制度明确了、路径清晰了，大家敢转了。”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制度创新，北京正进一步释放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降低企业承接早期成果的不确定性。
如今，立贝韦塔单抗已正式进入临床应用。团队正在推动该药物在蒙古、巴基斯坦等国家上市，为全球1200万名慢性HDV感染者提供全新治疗选择。
为硬科技找准“市场门”
从实验室到市场，技术再硬，没有入口也难以落地。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原子系综精密测量团队的杨仁福对此深有体会。
走进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实验室，杨仁福向记者展示了一款微型原子钟。它的体积为国际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功耗为六分之一，却能实现“50万年至100万年误差1秒”的超高精度。“这款产品可以为北斗导航、无人驾驶、低轨卫星通信等提供核心时间基准。”杨仁福说。
技术有了，市场在哪？在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的牵线搭桥下，团队成功对接产业应用端。团队孵化的北京科微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在里德堡原子传感系统及接收系统工程化开发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第一，成为量子科技较早实现实际应用的细分赛道头部企业。2024年，公司就实现了收支平衡。
“以前是‘产品找人’，现在是‘人找产品’。”杨仁福笑着说。从“被动等待转化”到“主动发现、主动设计、主动服务”，北京已累计支持建设技术转移机构100余家，推动高校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和市场化服务机构提升成果挖掘、技术评价、知识产权布局、供需对接等专业服务能力。
为硬科技省下“第一桶金”
对于硬科技初创企业来说，动辄数百万元的设备投入往往是“第一道坎”。
北京大学先进集成光子芯片实验室常林教授团队历时5年潜心研发，成功将曾获诺贝尔奖的光学频率梳技术，从昂贵庞大的台式设备微缩集成到一颗比米粒还小的芯片上。这项突破使光频梳这种以前仅用于引力波探测、光学原子钟等高端科研的工具，成本降低了3至4个数量级，解锁了其在AI算力光互连、商业航天等领域的巨大应用潜力。
然而，高精度芯片封装测试所需设备动辄数百万元，对初创企业而言是一笔难以承受的投入。
“在封装测试的研发阶段，我们需要用到多种大型设备，但很多设备在产品定型后就不再需要了。”常林说。
关键时刻，由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支持建设的共享光芯片封测平台送来“及时雨”。依托该平台，常林团队孵化的启明光子（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产品定型，节约了宝贵的“第一桶金”。
目前，北京已累计支持建设概念验证平台46家、共性技术平台12家、标杆孵化器30家、中关村特色产业园64家。围绕基础研究成果技术成熟度不高、工程化验证不足、市场应用路径不清等问题，这些平台正帮助科研团队进一步明确成果应用方向，帮助企业降低承接风险，推动一批早期科技成果跨越从科研样品到市场产品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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